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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新闻周刊记者：倪伟
发于2026.3.30总第122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“在国内市场陷入困境的同时 ，全球对韩国内容的兴趣却达到了顶峰 。”3月中旬一天下午，在釜山总部 ，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(简称“影振委”)国际事业部部长金泳銶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感叹 。
另一方面 ，韩国影视在国际上春风得意。2019年和2020年《寄生虫》揽获戛纳金棕榈大奖和奥斯卡四项大奖，成为获评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第一部非英语电影 。2021年《鱿鱼游戏》剧集席卷全球，成为网飞(Netflix)平台播放量第一的内容 。之后这几年 ，一部又一部韩国剧集和综艺 ，排着队登顶网飞榜首。
如果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韩国文化，一个更为瞩目的成就是2024年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诺奖被首次授予亚洲女性作家 ，在国际流行多年的“韩女文学 ” ，被授予极高的文学嘉奖 。
而回到20多年前，韩国文化在全球可谓寂寂无名 。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的崛起 ，被称为“汉江奇迹 ” ，世纪之交开始的文化崛起，不啻另一场“汉江奇迹”。
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？为什么韩国人以亚洲的面孔 、表情和语气 ，讲出了人类共通的故事？
韩国电影的关键先生
在韩国 ，影振委承担着韩国电影协会的职责，今年的“头等大事 ” ，是把数百亿韩元的资金给到需要的剧组 ，把钱花在刀刃上 。
金泳銶是影振委的资深人士，他2004年进入影振委工作，韩影崛起 ，他几乎全程经历 。他记得21世纪初那些年 ，民间资本大量涌入，制作量井喷 ，“几乎是只要有剧本 ，就能拍电影 ”。
当他望向窗外，能看见一尊高大的铜像 ，纪念的是韩国电影开拓者之一——罗云奎 。罗云奎活跃于一百年前 ，自导自演了里程碑式的《阿里郎》 。当世的韩国导演中，如果未来要为其中一人铸像 ，会是谁？听到这个问题 ，金泳銶大笑起来，但几乎没有犹豫地给出答案：
“奉俊昊。”
在国际奖项上 ，奉俊昊已达到电影导演一生所能企及的巅峰 ，但若要说他是当代韩影第一人，争议恐怕不小 。金泳銶承认，这是一个“私心之选 ” 。
首尔时间2020年2月10日上午 ，影振委办公楼里 ，当金泳銶路过休息室时，突然听到巨大的欢呼声。他往里一看 ，同事们正守着奥斯卡颁奖的直播 ，最重要的一项大奖刚刚压轴揭晓：最佳影片花落《寄生虫》 。
那天，《寄生虫》在陆续摘得最佳国际影片 、最佳原创剧本、最佳导演三项大奖后 ，最终问鼎 。而在前一年 ，《寄生虫》已经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。对于一部英语世界之外的电影，堪称奇迹。“见证韩国电影首次在美国斩获如此重磅的奖项 ，大家都深受触动 。 ”金泳銶回忆道 。
1969年出生的奉俊昊 ，毕业于社会学专业，其导演专业的训练 ，是在影振委下属的韩国电影艺术学院(KAFA)完成的。2000年 ，影振委设立面向商业电影的基金，奉俊昊转向商业电影制作时，恰逢基金启动 ，受益于此 。
影振委办公楼位于釜山海云台 ，临近风景秀丽的海湾 。一条小路对面，就是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主会场“电影殿堂”。电影殿堂是一座融合影院 、资料馆 、图书馆等空间的综合体 ，平日 ，三三两两的观众，各自挑一部电影 ，在电脑前扫码观赏 。而每当初秋的风掠过海面 ，这里就将铺上红毯，点亮聚光灯 ，釜山电影节拉开帷幕 。
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96年。这一年 ，导演金基德和洪常秀都交出了自己的首部长片，奉俊昊还在做编剧 ，而朴赞郁已经在筹备第二部电影 。次年 ，李沧东拍出《绿鱼》，从作家转型为导演 。即将托举韩影走向国际的一代创作者，几乎同时起步。
韩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闵奎东是奉俊昊的师弟 ，他们前后脚拍出电影首作 。闵奎东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 ，当时韩国电影迎来宽松环境，电影振兴法颁布 ，资本涌入 ，机会突然多了起来 。“以前是师带徒时代，先当十年副导演 ，你才有机会当导演。但突然之间 ，新人刚入行就有机会当导演了。 ”他说 。不到30岁，他因为短片而被制片人相中 ，获得了执导一部恐怖片的机会 。
朴赞郁最先成名。2003年 ，《老男孩》摘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，那是韩国电影的关键时刻 。此后 ，这批年轻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摘金夺银 ，从未间断 。这些作品还很“年轻 ”，就已经成为当代经典。李沧东的《燃烧》上映于2018年，在一些榜单上 ，已经常常被奉为韩国影史最佳影片 。另一部常常占据榜首的 ，是更“年轻”的《寄生虫》 。
《寄生虫》作为一部非英语影片，在奥斯卡获得空前胜利 ，外部因素也不容忽视。“《寄生虫》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的时候 ，发表感言的是CJ集团的李美敬，她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长孙女 。在20世纪90年代 ，她就推动CJ投资好莱坞的梦工厂 ，布局海外长达二三十年 。 ”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、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顾问范小青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分析。
在奥斯卡颁奖礼上，奉俊昊致敬了好莱坞导演马丁·斯科塞斯：“我上学时 ，学习的就是马丁·斯科塞斯的电影 。 ”他还曾回忆 ，小时候，美军广播电视AFN每周五晚播美国电影 ，家人睡熟后 ，他总在客厅偷偷看 。因为不懂英语，只能发挥想象去理解，但那些电影深刻影响了他。
那时 ，如日中天的香港电影也受到韩国人喜爱。美国和中国香港电影带给这一代韩国电影人的影响 ，是对于类型片的普遍接受和认同 。“奉俊昊懂得如何去用貌似最不冒犯的、最简单的方法，先把观众都吸引过来 ，然后再放置自己的想法 。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存在。”范小青将这种路径称为“创造性模仿” 。
从模仿中 ，如何长出属于自己的东西？这是韩国电影的真正奥秘 。这个命题，早在奉俊昊之前 ，已经被另一位导演用一部电影探索出了答案。
“研究好莱坞 ，
但要做有国籍的电影 ”
1998年，导演姜帝圭找到一位中间人 ，请求给新任国家情报院院长写封信 。他正在筹备一部新片 ，涉及南北关系，有情报部门内部场景 。他发现 ，没人知道韩国情报部门内部长什么样 ，他想去实地参观，拍出真实感。
机要部门怎么可能向剧组敞开？但时代翻页了 。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总统金大中刚刚上台，情报院院长爽快答应了姜的请求 。那时 ，韩国没有一把能发出真实枪声的枪械道具 ，剧组经过特批，从美国进口了一批先进道具。当他们第一次用这批道具拍摄枪战戏时 ，逼真的枪声令全场沸腾 。
1999年2月 ，这部《生死谍变》上映，首映日一票难求 。同年《泰坦尼克号》在韩国上映 ，票房被《生死谍变》甩在身后。
拍摄《生死谍变》的同年 ，韩国文化产业正迎来巨变。这一年，金大中提出“文化立国 ”战略 ，文化产业振兴法出台 ，次年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应运而生 。包含电影在内的文化产业，被确立为21世纪韩国两大立国基础之一 ，与高新技术并列 。
恰逢其时的《生死谍变》 ，获得了官方站台。《生死谍变》以崭新面貌，宣告一种新的韩国电影诞生，成为划时代的分水岭 。“姜帝圭导演带着团队一直在研究好莱坞大片的叙事 ，如何制造视觉奇观 ，如何让观众在享受奇观的同时，感觉事件与自己有关 。”范小青与姜帝圭有过多次访谈 ，她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转述了姜帝圭的创作心法。
姜帝圭细致地研究了两年好莱坞电影 ，试图搞清楚秘诀究竟何在 、能否复制 。“不是追求其制作规模，而是追求那种有高度大众娱乐性的电影章法和风格 ，这是我们研究和学习好莱坞的支点 。我们要做有国籍的电影。 ”他说 。
电影的技法是“术 ”的层面 ，而在“道”的层面，最能引发韩国观众共鸣的题材是什么呢？
姜帝圭探索出“类好莱坞 ”模式之后 ，一系列崭新面貌的韩国电影诞生 。其中 ，2003年的《实尾岛》和2004年的《太极旗飘扬》，均突破千万观影人次 ，将韩影带入“千万时代 ”。对比韩国五千万人口 ，千万观影人次意味着轰动性的全民观影 。
最初的这些爆款影片，都触碰了朝鲜半岛的南北问题，并借好莱坞经验 ，将民族叙事落地到普通人物的生离死别之中 ，激荡出普遍共鸣 。票房证明了韩国电影行之有效的“道”，就是韩国民族的共同情感 ，尤其是涉及民族情感意识的那些主题。
但韩影的视野不止于此。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近处的历史 ，另一个韩国浮现了出来 。他们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韩国现代化转型，聚焦于民众的血与泪 ，以及内心的不安 。
“我们这一代导演在工业化的高速增长中长大 ，之后又目睹了急速的社会变化，关注的核心 ，是个体与系统间的紧张关系。 ”闵奎东说 。《薄荷糖》里的历史伤痕 ，《辩护人》里的挺身而出等，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：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里 ，个体如何生存 ，他们失去了什么，又想守护什么？
“韩国作家有可能得
诺贝尔文学奖吗？ ”
2024年10月的一个下午，釜山电影节举办期间 ，范小青去釜山一所大学做讲座 。韩国大学生问她：“你觉得韩国作家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吗？”
“当然有可能。 ”范小青说 。
“谁最有可能呢？ ”
“肯定不是男作家 ，而是一个女作家 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最有可能的男作家是李沧东，但他早就不写了。 ”
教室里一阵笑声 。没想到预言成真 ，当天傍晚消息传来 ，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1970年出生于光州的韩国女作家韩江 。
那一刻，很多韩国人想起了8年前的另一个场景。2016年 ，韩江凭小说《素食者》获得国际布克奖 。这是韩国文学第一次在世界主流文学奖项中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。颁奖典礼上 ，她与译者黛博拉·史密斯携手领奖。这个画面象征着韩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秘诀：作者与翻译者并肩。
此后几年，韩国文学频繁出现在国际文学奖项的名单上 。2022年 ，郑宝拉的小说集《诅咒兔》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；2023年 ，老作家黄皙暎凭借《日暮时分》再次入围……
韩国文学翻译院院长全秀庸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过去5年 ，除韩江之外 ，被翻译出版数量最多的作家是郑宝拉，共有22部在海外出版，她的《诅咒兔》已有13个海外版本 ，李美耶 、孙元平、赵南柱 、朴相映等紧随其后 。“这些作品大多要么获得了国际奖项 ，要么在全球范围内有很高需求。 ”全秀庸说 。一个瞩目的现象是，韩国女性作家的集体崛起 。
2018年 ，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在全球爆红 ，成为“韩女文学”现象的起点。这本书在韩国销量突破百万，在亚洲和欧美都引发热议 。为什么韩国女性文学能跨越文化藩篱 ，被全球读者接受？全秀庸的解释是 ，短短几十年中，韩国变化迅速 ，矛盾也被高度压缩：代际冲突 、阶层冲突、性别冲突 、意识形态冲突 ，在社会生活中密集爆发 。“韩国文学描绘的冲突，其实是世界各地读者都能感受到的 ，只是它们在韩国被表现得更加集中 、更加激烈。 ”她说 。
当人们谈到韩国文学的突破时 ，韩江仍然是最重要的名字 。“韩江文学的根本立场，在于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无限尊重、信赖与热爱，尤其是 ，她通过个体存在的价值与生命的尊严 ，凸显社会性暴力所蕴含的不公。 ”韩国国立首尔大学 、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名誉教授权宁珉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 。
“没有永恒，只有起伏 ，
抗衡危机的方式就是不断创作”
文学走出国界 ，依赖于翻译 。权宁珉说，韩语属于小语种 ，找到优秀的译者一直十分困难。
世纪之交 ，每年翻译出版的韩国文学作品只有十几种。2001年，韩国文学翻译院应运而生 ，将韩国文学以精良的翻译推向海外 ，成为韩国的国家行为 。截至2025年，翻译院已经资助了44种语言的2404种韩国文学出版物 。
翻译院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，不直接指定书目 ，而是回应市场需求——海外出版社提交申请，经专家评审后决定是否资助。更关键的环节，是创办翻译学院 ，主动培养高水平翻译人才 。一个常被引用的成功案例 ，是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的《日暮时分》英译本，就是由翻译学院一对师生合作完成的 。
翻译院与影振委 ，以及旨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等机构 ，都成立在世纪之交“文化立国 ”的政策背景下。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有一个共同点：保持“一臂之距 ”，提供支持 ，但不干预 。
“文化可以分为艺术和产业两个方面 。韩国尤其关注产业价值 ，从国家层面积极支持，这是与其他国家的明显区别。”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北京代表处原首席代表尹镐辰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 。这些支持 ，最终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 ，也在世界上发出了韩国的声音 。
长久以来，韩国似乎一直在模仿别人的声音。朝鲜半岛自古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 ，后来受日本殖民30余年 ，日本人撤退后，美国文化施加了强大影响力 。
“小时候，我把《三国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翻来覆去地读 ，后来也读鲁迅 ，产生巨大的自卑感：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？与中国浩瀚的历史相比，韩国太小 ，没有古典(文艺)可看 。日本呢 ，有索尼 、松下等等各种国际品牌，而我们很小、很弱 ，我感觉有巨大缺失。 ”闵奎东说。
这种缺失感 ，后来转化为创造的动力 。今天的文化崛起，为韩国人带来自信 。
3月的一个晚上 ，在首尔光化门附近的EMU艺术影院 ，两个小型影厅里，正在放映《情感价值》和《哈姆奈特》 ，都是去年在全球风头正劲的艺术电影。这家小小的影院 ，最近还在重映《一一》《德州巴黎》等老片 。连锁院线里，本月还在放映《罪人》《弗兰肯斯坦》《哪吒2》等全球热门影片 。3月是奥斯卡颁奖季，釜山电影殿堂正在举办影展 ，放映12部入围奥斯卡的新片 ，海报悬挂在街头。
韩国与世界文化保持着高度同频 。韩国影视界的内在，也发生着呼应时代的变化 。
金泳銶提供的数据显示 ，30亿韩元成本以上的项目中 ，女性导演比例约为13%，有三成编剧和制片人是女性。这些数据都在上升 。“高预算商业电影过去倾向于男性主导 ，我们正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 。 ”金泳銶说。
3月 ，以韩国文化为背景的《K-POP：猎魔女团》，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 。去年 ，韩国音乐剧《也许美好结局》(MaybeHappyEnding)获得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奖 。“音乐剧 ，完全舶来的舞台艺术，韩国人居然拿到顶级大奖 ，可见韩国的内容产业已经遍地开花了。”范小青说。
闵奎东清醒地看着这一切 。“韩流 ”确实给世界供应着多巴胺和爽感 ，但如果停滞下来，观众会立刻离开，寻找新的乐趣 。“没有永恒 ，只有起伏。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进化 ，抗衡危机的方式，就是不断创作 。 ”
作为横跨东西学界的韩国文学学者 ，权宁珉也很冷静 ，即便拥有诺奖，韩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仍处于边缘位置 。他说 ，与日语 、华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相比 ，韩国文学在学术领域的立足才刚刚起步。
这股韩国文化浪潮还能激荡世界多久？“那部音乐剧的名字或许是个隐喻，”范小青说 ，“MaybeHappyEnding 。”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6年第1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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